校长访谈（金儿真依女士，毕业生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（UNHCR）驻日办事处　法务专员）

田中　金儿女士作为一名联合国职员，长期致力于解决难民问题。请从你对难民援助工作感兴趣的起因说起。

金儿　那要回到我不上学的时候。我因为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受到欺凌，从初中二年级起就去不了学校，于是上了自由学校（Free School）。因为我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在课间休息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等等，与其他学生“有所不同”，因此开始被欺凌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一种排斥异类的模式。难民问题虽然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，但是也属于因为宗教或政治意见等地不同，一部分人因受到排斥迫害而产生的结果。尽管我和他们的差异程度相当大，但是我们同样都有过被当做“异类”而排斥的经历，因此我自然而然地开始对难民问题感兴趣了。

田中　你好像是在很开明的家庭里长大的。

金儿　“多数派不一定就正确”的父母教诲，成了我的一颗定心丸。我从小就受到致力于解决人权和社会问题的父母的影响，与那些因在以开明而著称的新教的基督教教堂结识的外国人、残疾人等，即所谓的“少数派”人士，自然地有交往了。这些事情也与现在的活动是有联系的。

田中　你考上了法政大学的社会学部。

金儿　我上的函授高中，边上补习学校，边为报考大学做准备，但是就在高三的圣诞节这个最差的节骨眼上，我父亲自杀了。几个星期之后，连我祖父也去世了，我也未能参加中心考试（高考），父亲在早稻田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前来吊唁，听我边抽泣边诉说苦衷：今后无心参加高考之类，不知道如何活下去。该学生建议我要解决我的疑问，最好学习社会学，并且给我推荐了社会学部师资队伍最出色的法政大学。

田中　你的经历非常坎坷呀。

金儿　我父亲不仅是个品德高尚的人，也是个奶爸，而且也是一位备受爱戴的教师，但是可以想见，他似乎是在“○○必须一定要这样”等的日本社会价值观与自我之间痛苦挣扎的。我打算在上大学之后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。

田中　请你谈谈在法政大学的往事。

金儿　少数派的人权、亚洲的人口移动问题等社会学部的课程，对我很有启示。从性别的角度思考历史的田中老师的课程也非常有趣。歧视的社会结构、文化的敏感性、如何使学问能够直接对社会有所帮助等等，在社会学部学到的东西太多了。即便是现在，我在人生的转折关头去请教的，也是法政大学的老师。

而且，我还当过帮助难民的志愿者。我认为学术性研究也很重要，但是在性格上却一定会把能否直接帮助到眼前的人放到了优先位置。此外，我还参加了支持Govinda先生的活动，他是东电白领女性被杀害案件冤案的受害者，被剥夺15年自由权利后无罪释放。

田中　其实我也曾是Govinda先生的支持者。虽然DNA鉴定对判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，但是如果不坚持开展支持运动，恐怕不会出现那样的结果吧。近年来，认为外国人进入日本后就容易发生犯罪，这样可怕的偏见正在蔓延开来，令人担忧。

金儿　的确如此。一方面我们感觉到社会对多样性的接受度在上升，另一方面也听到“难民是垃圾，滚出去”之类的仇恨言论或类似言论的声音，令人感到悲哀。以前，从国际社会上看，日本一般市民对难民的态度是积极的，看到现在对难民的负面评论日益增多，我感到很痛心。这种人在网上喋喋不休地发表言论，我认为他们其实是少数派，但是显得像是多数派。尽管接收难民是一项国际义务，但是所谓的支持派不为消除误解而努力，或许也是不可取的。必须花时间，为得到理解而进行对话。

田中　你读本科时也留过学。

金儿　我是通过交换留学生制度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一年的。我从法政大学毕业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，学习了国际人权法。对于如愿成为联合国职员或NGO职员帮助难民，我在美国、英国拿到的硕士学位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后来因为在工作中需要日本法律，我也到社会政策科学习了《行政法》和《地方自治法》等，而《宪法》、《民事法》和《刑事法》等，则是在工作之后到“伊藤塾”学校拼命学习的。

田中　你取得硕士学位后，进入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（UNHCR）驻日办事处。你是怎么被聘用为联合国职员的呢？

金儿　联合国通常是按机构进行招聘的。日本人大多参加外务省的JPO派遣候选人选拔考试，然后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（UNICEF）、联合国粮农署（FAO）等发出求职信。我是因为UNHCR驻日办事处碰巧出现空缺，所以才直接应征，工作了将近10年之后，我也作为国际职员到黎巴嫩、巴基斯坦的UNHCR工作，目前是向驻日办事处请了假。

田中　你具体从事哪些工作呢？

金儿　如果就说驻日办事处的工作，那就是接收在日本的难民，帮助无国籍者。因为难民的认定是由法务省进行的，所以我们要开展很多活动，包括向负责入境审查的工作人员说明难民是什么样的人；请求他们不要因为难民没有护照，就以非法入境为由收容他们，而是要提供帮助；我们还举办众多培训活动，向负责难民认定的工作人员说明应当如何进行难民申请者的面试、法律审查等。

田中　法律是否明确呢？

金儿　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》、《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》中，应当获得救助者的定义写得很简短。然而，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国家为中心来考虑法律解释，结果大为不同。因为大多数是由拥有权力的政府方面进行迫害的，所以难以证明自己是属于人权受到侵犯的受害者。大多数无国籍者，就算要证明自己没有国籍也无从下手。从法律应该说明怎样才能救助最困难的人们这一角度出发，我是以这种观点工作的。

田中　据说日本的难民认定率很低。

金儿　认定率确实不算高。而且，我认为还应当避免收容难民申请者，且收容长期化的现象。不过，最近有关部门正在做很多努力，比如制定计划将叙利亚难民作为留学生接收等，这也是事实。

田中　现在，难民问题在国际社会上也受到关注。

金儿　各国围绕难民采取的措施，以收容为例，不该约束没有在留资格的难民申请者的人身自由，首先应该将其解放，让其在社区生活，万一发生问题时灵活处理，这套做法正在得到日益推广。日本也不例外。

田中　我们作为日本社会的成员，必须习惯作为邻居的难民呀。

金儿　的确如此。即使通过了难民认定，也不一定会被社会所接受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是黒人，也许会多次受到公务盘查，租不到公寓，在学校遭到欺凌的难民子女也很多。听到哭着回家的孩子问：“‘きもい（恶心）’是什么意思？”时，我感到揪心。

田中　你也接受这些人的咨询吧。

金儿　是的。UNHCR驻日办事处的职员也会直接去社区了解情况。在此基础上，与NGO的人士协商，寻找帮助的方法，与宣传机构联合起来，促进理解。一位父亲曾在自己的祖国当大学教授，到了日本，却在时薪800日元的工厂干活，即使他想让孩子上大学，在目前情况下也很困难，他有时为此伤心哭泣过，但是难民逐渐可以得到各种大学的协助，能够靠奖学金上大学的人也日益增多。难民们克服各种困难，发挥自己的特长学习或工作，他们的存在让日本社会丰富起来。

田中　今后法政大学也要协助你们。

金儿　谢谢您！虽然让他们上大学也是值得庆幸的，但是我觉得，帮助那些眼下必须挣钱糊口的人接受技能、外语的水平测试，与实际就业联系起来，好像更符合现在的需求。

田中　每个难民的情况都不同，具备的能力和种类也各异，所以我希望建立一套个别处理的制度。

金儿　能够考虑聘用难民做职员，我将非常地感激。我赞同法政大学的措施。也通过传授讨论和行动的“为改变社会的实践论”等课程开展活动，法政大学的多样性宣言还以包含了“外国人”和“性少数者”的形式明确记载，我感到很了不起。

田中　我们是以“不仅要宣言，更要付诸行动”的理念开展工作的。最后，对关心国际问题的学生，能否说一两句话？

金儿　希望他们不要以为“因为出生在日本就能够享受”是理所当然的，对于那些在“即使努力也得不到回报，或者连能够努力的环境都没有”的状况下出生的人，要有想象力。致力于解决国际问题，绝非难事。即使不去海外的难民营，也能在日本提供很多国际援助。希望大家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行动，例如给难民、无国籍者的孩子们教授日语，免费当家庭教师（http://unhcr.or.jp/ouentai/interview/i0007.html），帮助探视收容中的难民申请者和无国籍者，去难民工作的餐厅（http://unhcr.or.jp/ouentai/worldkitchen/wk0005.html）、美甲店（http://unhcr.or.jp/ouentai/interview/i0003.html）等。

田中　重要的是想像力呀。

金儿　我也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就是在日本，如果你在学生食堂谈论政治、难民、人权的问题，可能会被朋友疏远。而在美国，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是再平常不过的，如果不能主张自己的观点，反而会被别人看不起。下课后，大家也会一起去参加和平游行之类。

田中　也许是学生运动的反作用。内部对立暴力化，公民运动衰退，政治运动才会被视为坏事。学生们好不容易处在能与不同背景的人接触的环境里，因此希望他们习惯在大学这个地方讨论问题。大学方面也要加强教育。

今天听到了金儿女士的重要见解。法政大学也要努力帮助难民。今后也请提出建议。

金儿　彼此彼此，请多关照。谢谢！

※本次采访内容只是本人的观点，不一定是所在单位的见解。